很多人都将美国电影《性书大亨》中的法庭审判片段与日本电影《感官世界》导演大岛渚经历的法庭审判进行了比较，但或许这些都是别人的经历，远非如此。中国的情况。太远了，参考价值有限。

王欣案的审理核心始终围绕着“淫秽”二字，让观众感到中国人不准看色情或淫秽物品。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销售、传播淫秽物品犯罪分子的决定》第八条规定：“本决定所称淫秽物品，是指淫秽书籍，专门描写性行为或者宣扬色情知识的期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以及其他淫秽物品。不属于淫秽物品，包括具有艺术价值但含有色情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淫秽物品。”

可见，并非没有含有色情内容的作品。如果把对性行为的描述等同于色情、色情，判断色情内容是否淫秽，就要看其是否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说起来，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上确实不乏这些艺术描述。作为炎黄子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看黄色的历史。如果中国人不看黄片，文明如何能延续五千年？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刘大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中介绍了一种盒底铜镜。这是古代女子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它最大的作用不是用它在镜子上贴黄色贴花。 ，不过是镜子背面的男女性交画面。在古代，女性接受性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只有结婚那天，他们才能从镜子后面了解人情世故。

如果没有这些男女情色的画面，古代女性如何践行伦理道德，培育中华文化的接班人呢？

笔者对《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进行了女性叙事学的研究，发现这些爱情诗中已经存在大量描写身体、色情的词语，“关关巨酒，在江边”。大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君子爱吃。他被水草吸引，他觊觎水草。”如果用网上的逻辑翻译的话，可以理解为：河边有一个美女，她好漂亮，我好想要她。河边的这些花花草草，让我的心更加迷茫了，河边的美女们，我想念你们，晚上睡不着觉。”当然，网络上的语言过于直白，不像先秦文字那样优美含蓄，但表达的意思是相似的，这些文字在文学经典化后变得神圣起来，让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感到惊讶。文学作品在阅读时感受到美感和幻想。

然而，先秦时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男女不亲密的时代。据《周礼·梅诗》记载，“仲春时，令男女相会，此时，跑者无可奈何，无故不用令者，将受刑”。 ”。它适用于没有丈夫的男性和女性。 “勾搭”是指阳春三月，朝廷允许没有丈夫的单身男女外出发生性关系。用现在网络流行词“勾搭”来说，他们是受到法院鼓励的，他们无缘无故地不遵守这条法律。人们将受到惩罚。在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谁说《关雎》这样的文字不会勾起当时读者的欲望，会幻想在河边看到的美景，甚至想触碰她呢？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关雎》时代，也许当我们看到河边的美景时，我们可能会想起苍老师。他们在这两个时代自慰者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 。

如果我们用王欣审判的逻辑来审视这段文字，它可能会被归为“淫秽”。然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经典的文字。

中国性学大师阮方夫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大量典籍、历史藏书后发现，中国古代对色情文本的态度相当开放。并将男女之事与治世之法进行比较，阮芳夫教授在《中国性文化与性文学发展研究历程：古今（公元前200年—公元2004年）》一文中指出。孔子编着的《周易》中的阴阳哲学是哲学的基础，孔孟的儒家经典中出土的文物中充满了对性的肯定态度。 1972年长沙马王堆收录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性学书籍，包括《十问》、《阴阳合一》、《方》、《天下至道谈》等，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描述性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列为经典，但今天在互联网上，如果在快播上浏览这些内容，是否还会被判定为“淫秽”并被勒令被下架？

三寸金莲，曾经被文人墨客视为妖艳之美，在那个时代恐怕也是黄色之物，所以只能藏在家里或者青楼里把玩。如今，这些“淫秽物品”即使放在乌镇三寸金莲博物馆里，恐怕也很难激起观众半点性欲。性欲的对象和内容形式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塑造的产物。回顾中国的性史，我们不难发现，淫秽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评判色情艺术品的标准也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作为一个性学著作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国家，中国的性文明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时代对性的表达和唤起欲望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与性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让这些源远流长的性文明得以记录、传承和延续。中国人还可以从这些古老的经典文献和后来的色情小报等文本中了解到中国性文明的精髓或片段。网络时代，除了在屏幕前偷偷自慰，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学习方式了。我不知道这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

作为一个性文明多元的国家，引发性欲的作品也丰富多样。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集体禁欲时期。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没有放弃对“淫秽物品”的追求。

旅美学者张跃红的一项研究重新审视了解放后性压抑的假设。他的研究发现，在文革苦行主义民族话语的控制下，人们只能将自己隐藏在现有主权国家的视线之外。此外，性唤起仍然存在。民族话语带来的性压抑将成为唤起性欲的一种方式。在那个时代，性仍然存在。他采访当时的同学发现，男生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观看《1918年的列宁》。原因是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一位穿着紧身衣的女芭蕾舞演员。身体。按照庭审快播的逻辑，这不就等于当年看电影吗？只不过所有的情色场面只能在文革期间这些男同学的脑海里完成。虽然这种肢体表演并没有暴露身体，而且影片讲述的是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事业，但在这些男孩的心目中，它仍然会成为色情材料。如果这些男孩穿越回2016年，用Qvod观看这部电影时，反复重放超过一分钟的身体片段，这算不算看色情片？

至于1993年《大众电影》中石兰的封面照，即使放在今天，规模也是惊人的。令人震惊的不是石兰的照片揭露了多少，而是在1993年，在中国进入互联网、色情文本极其罕见的时代，《大众电影》未经法庭审判就发表了这样的照片。

正是因为对于含有性内容的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也因为中国人对性守口如瓶，无法表达自己对性控制的真实想法和态度，所以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区分涉及性艺术品和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普通人的性表达权利只能通过观看电影来行使。

普通人观看色情内容的需求和体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法律也没有据此进行调整和修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陷入这种无法识别的困境。人们对性内容的阅读体验被简单地定义为负面体验。近年来多项研究证明，色情淫秽物品造成的社会危害在中国被放大。潘绥明教授《快博案新证据：有多少人在看“色情”？》 》文章揭露了近10年中国人观看色情内容的“大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虽然网络清理行动持续进行，但中国人观看色情内容的比例不降反增。青少年中观看色情内容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观看色情内容的年轻女性比例则大幅上升。如果观看色情内容的社会危害真如检察官认为的那么严重的话，为什么说青年男女爱看黄片？

赵军的《色情咨询与青少年犯罪研究》发现，“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者是否实施性犯罪为因变量的对数回归模型显示，接触色情内容对未成年人犯罪或性犯罪有负面影响”。没有预测能力。接触未达到“淫秽物品”水平的“与性有关的信息”可以减少轻微犯罪的发生率。减少或切断未成年人接触色情信息并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

张娜的《网络与社会性别：都市青年网络性言论现实意义的质性研究》发现，与观看色情内容密切相关的网络性言论已经成为大学生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和大学。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谈论性，这些年轻人获得了相关的社会资本。

张欣的《中国大陆年轻观众美剧观看行为与感知研究》发现，中国年轻观众观看性内容较多的美剧与性态度并没有显着相关性。

2005年，笔者在研究中国人的裸聊现象时发现，几乎每个受访者，无论性别，都是通过观看色情片获得性教育的。一位受访者甚至表示，即使是《新华字典》中的色情材料中对“阴户”一词的简单描述，也是他最初性唤起的触发因素。如果不是这项研究，谁也不会想到《新华字典》这本大部头也能成为一种唤起性欲的色情材料。

《网络激情与诱惑的秘密：美女视频是假的，信息费是真的》（东亚经贸报，2005年，人民网出版）